配资炒股公司爱德华·萨义德在贝鲁特：教授与诗人的巴勒斯坦事业

1981年的夏天，突尼斯城的一座大宅里，两个男人面对面地坐着。一个四十不到，仍是小伙子相貌，方脸，斯文得像一张薄纸；另一位则是有家有室、年近半百的男主人，一头卷曲的黑发，略有些发胖，目光总是温和而伤感。房间里有个特大泳池，还有一架特别大的钢琴，男主人说几句话，就坐到琴边，弓着腰，摇着卷发，狠狠地弹上一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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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一看就是典型的文化人，腹有锦绣而体质欠佳。两人都是暂住于此，只是年轻人——一位名叫马哈茂德·达维什的巴勒斯坦诗人，不久就要去黎巴嫩，去接受一项棘手的工作——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的文化部长。彼时，巴勒斯坦人是一个失去土地的阿拉伯民族，1948年夏秋，以色列经历了一场战火后，在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建国，很多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。1960年代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在亚希尔·阿拉法特的领导下成立，他的组织从约旦来到黎巴嫩，决定以贝鲁特为根据地，逐渐展开行动。

达维什是文人，家园丧失、乡愁绵绵向来滋养他的诗歌，使他成名，现在，他却要为巴勒斯坦人的“事业”贡献力量了。而他的朋友，那位年长些的男人，与达维什的去向相反。他是爱德华·W.萨义德，一个热爱黎巴嫩和贝鲁特的美国教授，现在却不得不离开那里。

爱德华·萨义德（Edward Wadie Said，1935~2003）

从1963年起，萨义德就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教授，70年代他在学界确立了地位，1975年出版的《开端》、1978年出版的《东方学》都是他的名作。贝鲁特是他这些年中频频造访、来度寒暑假的地方，这里的美国大学也会邀请他做各种讲座，他把住宅安在了大学的隔壁，开门就是参天的棕榈树和气势恢宏的学校建筑。可也正是这些年，黎巴嫩的内战持续升温，尤其是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到来，在混乱中又点上了一把火。

话语的权力

萨义德深爱贝鲁特，这座城市有着壮丽的自然和人文景观，且能包容各种对立的生活方式和信仰。但他自己是有政治身份的——他不仅是巴勒斯坦人解放事业的同情者，而且是支持者。他没有体会过流离失所的状态，可是在1967年的“六日战争”后，他成了一个涉足政治的学者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开始用“我们”而不只是“我”来思考问题和谈论现实。“我们”是指阿拉伯人。在“六日战争”中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对阿拉伯邻国——主要是埃及和约旦——发动了打击，并夺回了之前在约旦掌握之中的耶路撒冷。萨义德于1970年写道：“我们”“正在遭受鞭笞”，然而阿拉伯人对抗以色列所需要的民族主义，却迟迟无法真正凝聚起来。

巴勒斯坦人本来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，可他们却始终在流亡，在萨义德看来，沙特、埃及、约旦、叙利亚这些阿拉伯人的国家都没有真正关心过他们的处境。萨义德的政治评论的特点是始终看重“话语”，因为他早早意识到，巴勒斯坦人困境之源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就在于他们没有被“视为”一个民族，他们自己也缺少叙事的出口，无法讲出自己的故事，并被世人，尤其是那些在国际上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国家的人们所听到。一个没有自己故事的民族，当然顶多只能是“一群人”而已。

相反，那些一心一意谋求建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，是特别善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叙事的。1917年时他们赢得了英国的支持，一份《贝尔福宣言》授予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“定居”的权力，而英国是当时那块地方诸事务的决定者；50年后，以色列又得到了美国的支持，他们的空军是美国人武装起来的。

但武力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而已。萨义德早在研究康拉德的时候，就对于话语在帝国征服史中的作用形成了清晰的看法。在《黑暗之心》这篇发表于1900年的小说里，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：

“对土地的征服，大多意味着将土地从别人手中夺走——那些人和我们肤色不同，鼻子比我们略扁一点——你若仔细掂量这事儿，肯定没啥光彩。能够补偿的，无非是观念。它背后有个观念支持；不是一种情绪上装装样子的东西，而是一个观念——你能把它培养出来，对它屈服，为它做出牺牲……”

这段话被广为引用。康拉德说出的是殖民时代的“底层逻辑”，他说，来自西方的白人除了武力和科技开路之外，还拥有一种更为重要的观念/话语武器：他们不把非洲大陆上的土著居民当人，连与文明人对立的“野蛮人”都不是，而是当他们为一些有生命的活物。凭着这种认知，他们无需接受在本土使用暴力时需要接受的“人道主义”方面的考量，而殖民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合法了。

萨义德对康拉德的分析，几乎以一人之力（萨义德做的不少事都可谓“以一人之力”，例如“以一人之力开辟了后殖民主义学术研究的局面”）将这位出身波兰的英国小说家拔高到了一位文化英雄的位置上。在《萨义德传》的作者蒂莫西·布伦南看来，萨义德既然坚决地同情被殖民者，那么乍一看去，他应该厌恶康拉德才对，因为康拉德的“政治立场极为可疑”，在《黑暗之心》等作品里，他貌似是对西非原住民做出了极为不友好的、“非人化”的描述；但实际上，萨义德把康拉德视为一个“焦虑不安的见证者”，他从康拉德前半生的航行冒险以及后半生的写作中，看到了一种有关“人类灵魂的悲观观点”的形成。

从他的第一本书《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》，后面的《开端》，一直到《东方学》和《文化与帝国主义》，他都有大量的章节，激情四射地论述康拉德的作品，以及作品和人生的交织，而这几本书又同萨义德自己介入政治行动的人生交汇在一起。观念和话语，反映了文化也构成了文化，《黑暗之心》里的殖民者，利用支配性的文化来辅助其暴力，而在萨义德体验的现实中，文化记录也掩饰了权力的存在。1967年，萨义德人在美国，眼见美国媒体用怎样的话语来刻画阿拉伯人。他看到，只要对阿拉伯人实行充分的“丑化”，就可以无视他们的利益和诉求，正如昔日的白人殖民者无视原住民的生命一样。

萨义德与好友、政治学者易卜拉欣·阿布-卢霍德

毋庸置疑，在美国，犹太复国主义的力量和阿拉伯人的力量完全不对等，前者曾去谋求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的支持（尽管爱因斯坦没有明确表态），他们对美国人看待中东政局的方式有决定性的影响。萨义德在1967年前是与政治之事无关的，可在那以后就不同了。1969年，他写下了一篇文章：《被画像的阿拉伯人》。在其中，他一方面感慨了美国对阿拉伯人的粗俗的、贬抑性的刻画，另一方面又对阿拉伯人自己的问题做了初步的分析，他说，阿拉伯人没有形成真正的民族主义，以至于就连以色列人，都没把阿拉伯的民族主义的概念当一回事。

当然，这就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成立的前提：在“六日战争”之后，阿拉法特的组织，要使巴勒斯坦人能从失败的流亡状态下有所凝聚，要代表他们在国际上争取自己的利益，要使其成为一个“民族”。民族主义必须是有战斗性的，这个组织开始得到一部分（也只是一部分）阿拉伯势力的资助，打造自己的武装，创办各种机构，并招募巴勒斯坦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士——诗人达维什就是这样的人选。但和萨义德不一样，年轻的达维什尚没有“我们”的意识，他还沉浸在专属于“我”的青春时光里。他沉浸在爱情之中，把许多诗写给他当时的一位名叫“丽塔”的以色列情人。

可正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活动，达维什诗中的一些“涵义”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警觉。“六日战争”后，他成了政治可疑分子，被多次带去审问、拘禁，一时间，这位明明热爱爱情和咖啡、乐于享受岁月静好的诗人，被架起来去承担家仇国恨。正在萨义德写下《被画像的阿拉伯人》时，达维什离开中东，去了莫斯科，后来又去了开罗。不是在为“我们”——巴勒斯坦人争取什么国外援助，而仍然是为了“我”，为了一些个人的目的：他探索自己的阿拉伯文化之根，同时寻找一个能带着一丝乡愁、安心喝咖啡的地方。

最终，达维什也来到了黎巴嫩，来到了贝鲁特。这个曾有“中东瑞士”之称的国家，在1970年代中期正山雨欲来。涌入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基督徒武装力量的激烈反对，叙利亚发兵入黎干涉推进“和平”，数年后以色列轰炸黎南部。

“我们”与“他者”

更多的历史细节此处不提。必须把重点放在这两位主人公身上。当1975年夏天贝鲁特爆发内战时，萨义德正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写《东方学》，收到的同行来信莫不问候他在黎巴嫩的家人。《东方学》中大量描述了从19世纪以来，西方对东方的漫画式描述，“欧洲在历史上进行的事业”，就是把东方刻画成“他者”，因为西方人认识到知识即权力，要在话语中，将东方的本质、东方真正内在的特征认定为仅有一种。在“我们”和“他者”之间做出了区分，就意味着能够对东方做这种简化的描述。

智识上的追根溯源终归使身处现实政治中的人感觉“隔一层”，但另一方面，一旦这智识冒险触到一些“政治底线”层面上的认知，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、纯粹的写作者，又会遭遇不次于政治中人才会遭遇到的人身威胁。在1979年和1981年相继出版《巴勒斯坦问题》和《报道伊斯兰》后，萨义德遇到了最猛烈的攻击，他毫不意外地被美国的大众媒体如《纽约时报》视为巴解组织在世界上的代理人。萨义德认为自己的本分就是耕耘理念，理念“比军队、武器和土地更加有力”，他要为“我们”构建“我们自己的观念”以对抗通行于世的、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观念。

然而，在萨义德生平留下的每一张成人肖像照里，都能清楚地看到一缕浓重的伤感。那是最真实的。他的传记作者写到，即使在他思想、创作和名誉的巅峰期，在他以一人之力，雄心勃勃地以书写来破解“盘根错节冠冕堂皇、不可撼动的犹太复国主义神话”的时候，他也终究为自己坐守书斋而不安。1975～1982年，对巴勒斯坦人而言，是一段在耻辱的伤口上继续撒盐的时期：位于黎巴嫩南部、俨然已有“国中之国”形貌的巴勒斯坦难民营，多次被来自北边和南边的敌人血洗。难民营距贝鲁特仅40余英里，当1979年8月一场屠杀发生时，身在贝鲁特的萨义德，感到自己写关于康拉德和斯威夫特的文章，不闻咫尺之外的事，就是一种“共谋”。

他最大的支持者源于第二段婚姻，他的岳母支持他去阐明那些只有他一个人能够阐明的事情，以展示“阿拉伯思维”的优秀而使以色列人折服。在理论耕耘上获得的突破，一直与生命安全上的严酷威胁相伴随，这种威胁先是源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人，后又来自认为他过于软弱，只敢以纸笔为战、不赞成巴解组织武力行动的人。再后来就是疾病。萨义德1999年发表的自传《格格不入》，就是在获悉身患恶疾之后起笔的。这本为他在文学世界收获巨大反响的作品，为这位文学学者圆了一个文学创作的梦想，就如同当年文学批评家罗兰·巴尔特用《恋人絮语》满足写小说的愿望那样。

他希望建立一种巴勒斯坦叙述，更看到了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共同点：他们都是流动的，有着在其他民族间生活的悠久的历史。那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可以成功，巴勒斯坦人同样为建国而战斗，就不能得到机会呢？他凭着写作（教学时则将政治隔除在谈论之外，因此在哥大的教职是他的经济保障，也是他“享受文学”的主要方式之一）一个人冲在一片话语和智识战场的最前端，他当时的状况，很像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加缪：加缪在向阿尔及利亚的混战各方吁请和平的时候，是把他的母亲和其他家人牺牲在极端分子的炸弹威胁下的，为此加缪才在1957年底说出了那句“当正义威胁到母亲，我要捍卫母亲”的话；同为公众人物，萨义德在贝鲁特的家人也暴露在仇敌的枪口之下——仇恨的来源甚至都不能确定。

因此，1981年夏，萨义德把他的家人带到了突尼斯居住。达维什便时不时地去那里看他。二人说了些什么无从得知，但是两人的心境不同，是可以推测的。萨义德心已冷，将独自写作，达维什也并非不知危险，他的好几个黎巴嫩朋友，都已死于持续多年的内战；可他已然接受了巴解组织的委派，要去为“我们”做点事——主要是编一本杂志。

和萨义德的独立身份不同，达维什同这个组织捆绑到了一起。但他依然具有一个文化人的本色。巴解组织为集结巴勒斯坦难民营而建立“国中之国”，将一些路段封锁起来，过路的黎巴嫩人，竟然要在自己的国家接受身份检查。达维什有一次目睹此况，写道：我觉得很羞愧，以色列人征服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，现在我们割据了别人的土地，把那里的人变成了二等公民——我们正在犯一个错误，黎巴嫩人是要恨死我们的，而且以色列人也不会漠然旁观。

1982年6月，以色列军队越过以黎边境，把贝鲁特团团围住。达维什坐在露台大玻璃前喝着咖啡，眼见耀眼的阳光下，以军坦克的炮口从街巷之中冒了出来。他和巴解组织的人很快都走了，离开了黎巴嫩。又过了一年，萨义德在暑假时到突尼斯，见到了流亡在那里的阿拉法特。这些人依然有着部落式的习俗，即便无所作为，也不能失掉身为“酋长”的一些“体面”感。萨义德完全失望，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干点什么。

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话来说，萨义德早就明白自己投身的事业是无望的，他只是坚持要去做而已。阿多尼斯如今已年过九旬，他早年就拒绝过萨义德的邀请，不肯参与一些集体性的政治发声。1999年，萨义德以累病之躯艰难完成了《格格不入》，这时的达维什，正陪同阿拉法特重返1982年逃离的贝鲁特。17年里发生了多少事，但贝鲁特不会忘记当初的“国中之国”，以及随之而来的炮火和杀戮。达维什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——萨义德曾在这里受聘讲学多年——发表演讲，开场白是这样的：“黎巴嫩的人民，请允许我们爱你们。要是不允许，我还是要说‘我爱你们’，说完我就走。”